深圳两会召开期间，市政协委员、广东竟德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建华发言时提出：法官可以下海做律师，律师为何不能上岸做法官？他建议深圳可以在全国率先建立律师向法官、检察官职业流动的机制(见昨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。

从资深优秀律师中选拔法官，有相当多的好处，这也是被很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所证明的。

首先，霍姆斯大法官有言：法律的生命，不在于逻辑，而在于经验。法律，关涉人伦世理，需要法官对法律、生活有着很深刻的体察。人生阅历和法律经验丰富，是资深律师的强项。比方说，一位不到三十岁的未婚法官，拿的是婚姻法的博士学位，去审判离婚官司，原被告双方能服他吗？要让年轻法官从书记员、助理审判员，到审判员，在审判实践中慢慢成长，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，整个社会为法官的“成长”付出司法“成本”。如果，资深律师能直接当法官，这省下了一大笔的社会成本。 

其次，资深律师当法官，有着一定的“廉政”优势。正如李建华委员所称，深圳中院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，法官受贿或贪污被公开处理的案例至少有十多起。中国司法腐败的原因很多，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中国法官相对于外国的同行和本国的优秀律师，收入的确没有竞争性，这很容易导致个别法官心态失衡，以权谋私。而资深的优秀律师，在收入上早已经实现“生命价值”了，如果由衣食无忧的资深律师来从事司法审判工作，他们心态相对来说更加淡定平和，的确有着“廉政”的优势。

再者，资深律师当法官，有助于提升中国律师职业的发展空间。相对于美国的资深律师可以参政，竞选议员、当法官，实现法律人的人生抱负，中国律师的发展空间很有限。往往入门不久的律师，和经纶老手抢同一碗饭吃。老前辈不让路，后辈们的发展空间也就被压缩了。

如果律师、法官之间打破目前的“单向流动”，形成互动，就有益于形成法律人共同体，对中国法治建设意义重大。体制外的律师当法官，也有助于纠正中国权大于法的现象。比如，美国的法官就是从资深律师中选拔的，法官们往往视“律师协会”为自己的娘家，认同律师为自己的同行，强大的法律人共同体，是美国法治的基石。比如，197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，开创了最高法院年度报告发布制度，报告递交对象并不是国会，而是美国律师协会。

2001年时，我国的《律师法》、《检察官法》和《法官法》三法同时修订，确认了国家司法考试和司法职业资格制度，律师和法官有着相同的职业起点。但现实是法官“下海”易，律师“上岸”却难，这后面是中国改革三十多年之后，人才流动机制的尴尬：体制内的，可以流向体制外；但体制外的，却很难回流到体制内。  合肥律师

在改革开放之初，只有国营律师事务所，律师像法官、检察官一样都是国家工作人员，吃着一份皇粮。但随着中国司法的改革，律师队伍逐渐走出体制，自负盈亏，这给了律师业更大的发展空间，律师也更能代表民权，向公权讨说法。于是，律师与“体制”渐行渐远，虽然同样是法律人，检察官、法官的身份更多是“官”，而律师则是“民”。在中国改革进入到深水区的当下，将律师这股体制外的“活水”重新引进体制内，有助于破解司法改革的瓶颈。